三十多年前孩子降生了，原本住进医院时还没有生产的迹象，托人就住进来了，弄的护士嘟嘟囔囔的发牢骚。一切安排好了下午我就上中班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老太太就把我喊起来了“你媳妇生啦”一句话我就蹦起来了骑车立马就奔了医院，当时媳妇跟前一个家人都没有，儿子是当天晚上八点多钟来到这个世界，可能是个急脾气没打招呼就提前了一个星期来到人间，当晚护士从医院打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那时候老百姓家哪儿有电话啊，电话打到胡同北口一个服务社的公用电话上，看门老头接着电话就在小黑板留言睡觉去了，直到第二天九点多了才来通知家里孩子生了。那个时候老百姓有事打个电话就得靠公用电话的传呼，既麻烦有时还耽误事，这就是当时的现状。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一个改变人们传统习惯的新事物出现了，“BB机”闪亮登场。第一次认识BB机还是在胡同口的服务站那个公用电话，那天家里有事准备打个电话向单位请个假，我前边那位正在通话，我只好等着，那位还是个话唠没完没了，突然传来嘟嘟的声音我以为是杂货铺的闹钟打点那，却看见打电话那哥们从腰间摘下一个比火柴盒略大的东西看了看忙对电话那头的人说“我这有人呼我，先挂啦。”回过头对我说了句“您在多等会我还有个电话”，然后就又开始话唠了…后来我才知道那蛐蛐叫的东西是“BB机”。
BB机的官称是“无线寻呼机”北京的老百姓说话爱简练就按洋名字的译音叫“BB机”了，如同港台地区叫“抠机”一样，北京人更省事干脆就叫“呼机”，“有事您呼我。”成了当时的流行语。我的第一部呼机是数字的，127波段，大概用了一年多，过春节的时候我兄弟送我一个摩托罗拉汉显的呼机，这东西真不错有事一目了然不用翻数字本找答案了。九十年代一部摩托罗拉汉显BB机卖五六千块钱不算新鲜事，那个年代您用呼机还得是双向收费，您接打都得掏银子。用数字机的不放便之处就是嘟嘟一响就得满世界找电话回话，有时候在公交车上一个人的BB机响了一帮人低头看自己腰间的宝贝，是不是呼自己，也够麻烦的，汉显就方便了，什么事一目了然。
九十年代末中国的电信发展的很快，电话局不断的扩容增加用户，老百姓都盼着自己家能按上电话，尽管不便宜但还是一号难求。我住的那地方新建了个电话局服务这一带的电信业务，有个朋友告诉我哪天电话局要放号，于是我决心咬咬牙一定要安装上一部电话，放号那天天不亮我就到了电话局好家伙黑压压的一群人都是排号的，我排第一百一十个，后来边陆陆续续的又来了不少人长龙似的队伍排出老远。等待的过程中与人闲聊才知道这次发号要是有教师证不但能优先而且还优惠一千块钱初装费。我没有这条件只能乖乖的掏五千四百块钱加必购一款指定的电话机（二百二十二块钱）总算安装上一部电话机。五千四百块钱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时是每月工资才五六百块钱啊，按电话比买彩电冰箱贵多了。
我小时候见过挂在墙上电话机人们打电话时摘下一个喇叭形状的听筒贴在一只耳朵上，嘴对着机子上的话筒通话，在铁路道口的值班室里见过手摇的电话机，后来就是普遍的拨盘式的电话机，九十年代中期街边路口出现了不少黄色蘑菇状的投币电话亭，方便了老百姓缓解了打电话难的局面。如今没人在为打电话发愁了，手机几乎人人都有，电话机渐渐的被人冷落了，好多家庭不在需要它了，各种精美、多功能、实用的手机层出不穷是当年那些连夜排队申请按装电话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方便快捷，微信、语音、视频通话成了人们的最爱。二十多年前那些手持“大哥大”招摇过市的人人们叫他们“款爷”，“大哥大”是身份的象征。今天手机不再是身份的象征了，用老百姓的话说“都臭了街了”，捡破烂的都有手机。手机真的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了。
过去的排队打公用电话或老大爷上门传呼的情景只能在影视剧里寻找了，更多的电话往事只能在我们的记忆中寻觅了。
（转自老北京网：了然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