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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凋零却凄美──日本人的生死观与自杀潮

2021-11-06 02:23     

​​今年10月,日本神奈川县座间市发生重大命案,引起国际社会震惊。令多数人感到震惊的,除了凶嫌连续杀害9名被害人之外,也包括被害人均为「自杀自愿者」。依据目前公布的信息显示,凶嫌化名「上吊者」,透过网络社群软件寻找自杀的自愿者,再将其杀害。

日本人的自杀风潮,再度因为此一重大的连续杀人事件,而受到国内外的瞩目。事实上,依据日本2017年的「自杀对策白书」统计显示,日本在2016年共有23,152人死于自杀,自杀率(每10万人中的自杀者数)为全球第6,女性的自杀率更高居全球第3。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15岁至39岁的年龄层中,死亡原因的第一位为自杀,其次才是意外事故。本次连续杀人事件的被害人,均为日本年轻世代的自杀自愿者。

与其他年龄层的自杀原因相比较,日本年轻世代的自杀原因集中在「学校问题」、「情感问题」与「家庭问题」,更有很大的比例是「原因不详」的自杀行为。其中,学校问题是指同侪的霸凌与升学压力,情感问题大多由失恋经验而诱发,家庭问题则是包括教养冲突、家庭失和等。原因不详的自杀,则与日本特有的生死哲学有关。

1903年5月22日,17岁的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生藤村操,在日光的华岩瀑布旁留下辞世词后自杀。此一自杀事件,为当时的日本社会带来极大的震撼。当时,第一高等学校的菁英学生,多数可直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未来的前途可说是一片光明;再加上藤村操来自优渥的家庭,父亲更是银行的总经理(社长)。人人羡慕的上流社会菁英,竟然会产生厌世的念头而自杀,着实令当时的日本社会感到困惑。在媒体报导此事之后,在四年内有多达185人效法藤村操,前往华岩瀑布自杀;多数人被劝回或救回,但仍有40人自杀死亡。

藤村操的辞世词中,以「始知,最大的悲观等于最大的乐观」作结语,呈现出了日本的生死观,也就是「物哀哲学」。物哀哲学在文学、美学上,主要是透过无常的景物,来表达内心深处的哀伤和幽情。例如,短暂盛开而凋落的樱花,象征着刹那间的美丽。因此,樱花的凋谢并非死亡与终结,而是生命价值的存在与超脱。因此,最大的「悲观」(死亡/终结),等于最大的「乐观」(存在/超脱)。

当死亡等同存在与超脱之际,以自我意愿来终结生命,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美学。特别在现代的日本媒体网络社群中,这样的价值观很容易被诱发为「趋同选择」,进而演变成「寻伴自杀」与「集体自杀」的风气。早在2002年,日本知名惊悚片导演园子温,就曾以此主题拍摄名为「自杀俱乐部」(自杀サークル)的电影。

​电影「自杀俱乐部」一开始,就以日本高中女生的集体自杀揭开序幕。在夜晚的新宿车站月台,电车即将进站之际,54个女高中生手牵着手,平静地、微笑地一起跳下轨道。电影的故事情节是以「谜题」开始,主角想的是如何解开「集体自杀」的谜题。但电影的结尾却是以「哲学」告终,导演想传达的是「人的存在价值」。

正如同电影「自杀俱乐部」所描述,在充斥疏离感的当代日本社会中,透过「自伤行为」(或自杀行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是一个极为诱人的选项。电影中的许多人物,是在一般生活中选择了这个选项,而不是在走投无路时才选择。从他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角色的自杀选择,都可归类为「原因不详」。正是因为如此,无论主角多么努力地想找出导致人们自杀的「凶手」,但最终只能是徒劳无功。

在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的环境下,现代人确实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而由生活压力、健康状况所导致的忧郁心理,逐渐衍生出自杀的社会问题。日本政府虽然在2006年通过了「自杀对策基本法」,强调自杀是整体社会的问题,并采取包括保健、医疗、社福、教育、劳动等面向的措施,依旧无法有效遏止自杀的风潮。这是因为,除了受到外在环境与内在心理因素的影响之外,日本人的自杀行为早以和日本的生死哲学、社会结构紧密相连,无法单独抽离与解决。

文/李世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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