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逼父辈道歉
除了敌人，最大的压力便是来自于德国的新一代。必须要承认的是，德意志是一个执着和勇敢的民族，两次战败将国内最后一点民粹主义击打得粉碎，理性思潮占了上锋。对于二战善后的工作，德国尽管效率不高，却从未停止。更为人称道的是，即便是在冷战那样一个对德国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下，他们也没有篡改历史。他们会巧妙规避，但绝不抵赖。
1963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就是这样一个执着与勇敢的产物。据说德国人为了这次审判准备了将近10年，法庭参阅了4000多种文献资料，动员了19个国家的359个证人到庭提供证词。又一说起诉书长达17000页，审判材料汇编成88卷。以上数字尽管在各大资料上略有出入，但审判规模空前已可见一斑。
整个审判前前后后持续了将近两年，媒体全程追踪。当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些历史是强加给新一代的羞辱。更有人将这次审判和1968年的学生运动联系到一起。因为正是审判时揭露的真相成为下一代清算上一代的动因。尽管随着事态的发展，这次学生运动慢慢变成一场激进的丧失理性的"弑父"举动，但学生运动对于彻底清算纳粹确实产生了积极作用。
勃兰特1970年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一跪，与其说是做给外国人看，不如说是对国内一波波社会运动做出的表态。从此，德国抛弃了回避历史的态度，转而走向对纳粹的彻底清算。值得一提的是，勃兰特本就曾经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他的举动并不背叛他的信仰，却能帮助德国去掉身上的红字。正如许多当时的媒体所评价的那样：勃兰特跪下了，而德国站起来了。
社会变故激发了德国高知的思考，蒂宾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达伦道夫在1965年1月公开提出对纳粹战犯延长追诉期。这使得联邦政府想在追诉期上做文章的可能性化为乌有，连最后一点躲闪责任的可能性也不再具备。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政府最终取消对二战战犯的追诉时效，除了压力，联邦政府也考虑到了对民族自信心的影响。正如当时的一位议员所言，"谈到民族荣誉这一概念我要说，这个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谋杀犯的民族……"这次争论之后，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时效期被延长至1969年。
时至今日，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依然不忘一再重申，德国纳粹犯下的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对种族大屠杀受害人，承担一份永久责任。如今，为纳粹罪行赎罪，已经成为了德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立国之本。
